年近八旬，毕业证、工作日记等老物件早已不见踪影，唯独一本工作证伴随了我将近60年——这本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总局”的鲜红印章的工作证见证了我投身测绘事业、几经生死考验的难忘经历。

1961年我在泰县姜堰中学初中部毕业，恰逢地质部南京地质学校前来招生，年少懵懂的我被航空摄影测量专业的“航空”二字吸引了，以为将来会坐在飞机上测绘祖国的美好山河，毅然报考了该专业，不久之后就被录取了。这一去才知道，哪里是想象中的由飞机带上蓝天的美好工作，而是特别艰苦的野外测绘（国民经济建设初期全凭人工现场操作，只能根据飞机航拍的平面图和少数坐标点测绘，还要划出地理等高线，标出地表树木、河流、山岭以及地名、山名、水名、地表植被等标志物），我更没有想到这份工作时时与死神相伴。

我们测绘时，大多数在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寂寞枯燥的荒山野岭中度过，连续行走数十天遇不到人是家常便饭，偶然碰到树桩、竹茬等砍伐痕迹都会兴奋不已，因为这就表明接近山民的生活环境了。

有一次连续十几天未遇到一个人，给养消耗殆尽，全队3天滴米未进，队友们个个饿得头晕眼花。后来有幸遇到深山里的一户山民，人家的生活原本十分清苦，根本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待客，不过主人还是毫不犹豫地将挂在墙上舍不得吃的苞谷取下来，烤给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吃。实在饿急了的我们狼吞虎咽，也顾不得主人的孩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当我们掏出钱和粮票时，主人无论如何都不肯收，还说即使收下来也无处使用。在我们的再三坚持下，主人只得收下作为纪念。

测绘队员饮水是十分困难的。测绘途中每人只能带一壶水，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方可以寻到山泉，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地方会有终年不溶的积雪，可是在海拔1200至3800米的地方能够寻到一滴水都是特别幸运的。

两个找水的画面是我至今无法抹去的记忆：一次是我们的水全部喝光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水塘，可是水源周围聚集了很多山禽野兽，野鸟的双脚搅得塘水一片混浊，而且塘底沉淀了一团团鸟粪，让人特别恶心，但是大家实在饥渴难耐，不得不将吸管伸入水塘闭起双眼吮吸。另一次是在海拔3000米的山坡上，我们好不容易在一块大山石下发现了水的踪迹，齐心合力移开石头，耐心等待石头压出的坑里渗出水来，欣喜若狂地趴在水坑边上喝这来之不易的甘霖。

因为整日钻在深山老林，衣服鞋袜被磨烂了是常事。最难堪的一次是好不容易来到一集镇，可是大家的破衣烂衫实在无法见人，只好将防寒的皮大衣套在身上。当时正值初夏，集镇上的人以为我们是精神病人，他们异样的目光令人十分难堪。

诸如此类的生活艰难，对我们这群献身祖国测绘事业的热血青年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其实恶劣的自然环境更为可怕，俨然一把时刻悬在头顶的利刃，随时都有可能朝我们落下。

令人十分后怕的是那次滚石引发的雪崩。当时我们来到一个高低悬殊的大峡谷，头顶上是几百米高的冰川，脚底下是万丈深渊。碰到这样的地形地貌是测绘队员最头疼的事，因为越是这样的地型地貌测绘的要求越具体。我们好不容易爬到冰川顶部，这时一个队员一脚踩蹦一块石头，石头从悬崖上滑下，轰隆隆的声音在山间震响，立刻引来乌云滚滚和雷雨骤起。紧接着就是由此触发的雪崩，继而是泥石流，霎时间天崩地裂，铺天盖地的风化的山石迎面砸来，好在它们没有光顾我们的藏身之地，不然就会全军覆没。泥石流过后我们全傻了眼，来时之路完全消失了，眼前冒出一个巨大的堰塞湖。无路可回，大家只好背着沉重的测绘器材在堰塞湖边上兜圈子，在险情频出的乱石中找归路，好不容易才脱离了险境。

令人为之伤心的是中队长林瑞金同志遇难。那是在南方的一次测绘途中，茂盛的植物遮盖了已经风化陷落的路上的豁口，走在前面并且就在我身边的林瑞金同志一脚踩下去，眨眼之间，他这个活生生的人只留下“啊”的一声大叫就不见了身影，就坠下了万丈深渊，就成了长眠于大山怀抱的战友。至今想起他，我仍然满怀伤感。

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与大黑熊对峙。那次行进在茂密的丛林中，我前面的队友一脚朝着黑色的大石头猛踩下去，想不到人竟然被一股巨大的反弹力掀得他仰面朝天，直接摔在地上。这时一头大黑熊腾地一下子直立起来，直接面对着我，彼时彼刻，人熊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扁担长。原来这头大黑熊正趴在地上舔蚂蚁，队友将它的背当成了大石头。大黑熊直立着，两只前爪搭在胸前，两只小眼睛血红血红的，直勾勾地盯着我，张开的大嘴呼哧呼哧地喷出的臭气直扑我的面庞，嘴角的哈喇子足足有尺把长。我的大脑一下子就成了空白，整个人都僵住了，身后的4名队员谁也不敢有动静——如果大黑熊发怒，用硕大的熊掌朝我拍来，即使不死，头皮和脸面也会被撕去。不知道僵持了多长时间，那只眼珠子骨碌碌转的大黑熊也许看见了我们有枪支，转过身慢悠悠地朝山顶走去。测绘队员的生活就是这样，除了要面对如影随形的大自然的死亡威胁，还要面对饥饿难耐的凶禽猛兽。

令人终生难忘的是劫后余生的体验。那是一个初冬，作为组长的我带领全组4名队员来到群山当中，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岗被茫茫无际的原始森林覆盖，成群出没的野狼紧紧盯着我们。因为测绘工作需要，当夜我们没有返回基地，夜幕降临后，周围漆黑无声，四周的野狼窥视着我们，它们碧绿的眼睛在夜幕中特别刺眼。为了人身安全，我们找到一处溶洞栖身，并且在洞口燃起一堆篝火，试图阻吓狼群，洞内同样燃起火堆，抵挡深夜的严寒。待到东天露出曙色，我走到洞外一瞧，晨曦之中的山野清晰如画，没有雾气环绕，真是难得的测绘时机，于是赶紧招呼全体同志起身工作。哪知道最后一名队员刚刚离开洞口，就听到洞内轰的一声巨响，洞顶的一块巨石从天而降，砸在地面燃烧着的火堆上，随后一个燃烧的火球猛地窜出洞口。这个突如其来的险情距离我们全体队员走出山洞仅有一分钟，原来是取暖的火堆升高了洞内温度，长年封冻的溶洞里的巨石因此松动了。我们侥幸逃脱了死神的魔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真可谓与死神擦肩而过。

来到中缅边界测绘，我们经过了很多边防哨所，每座哨所里都陈列着一排排的烈士遗照，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这些年轻的战士献出了青春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长眠在云南的绿水青山。每当此时，测绘队员都会更加坚定为祖国的测绘事业奉献青春的信念，并且随时准备为之献身。

在我的测绘生涯里，最为自豪的就是为勘定中缅两国国界添加了绵薄之力。1966年，中缅边界尚未确定国境线，上级要求我们拿出测绘资料，为即将到来的中缅边界谈判提供可靠的依据。我接受的任务是将测绘的红白旗插到一棵大约60米高的大树顶端，半小时之后再取下来，以便飞机航拍。到现在我都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怎么爬到将近二十层楼高的大树的顶端的，也许怀揣五星红旗，强大的祖国就会给我的躯体注入无穷的力量。此时盘踞当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逃入缅甸的国民党的残余武装，他们不但种植害人的鸦片，而且经常越界袭扰和残害我边防军民。队长交给我的作业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以免时间长了遭到残匪攻击。我费尽洪荒之力才爬到树顶，置身半空，劲风呼啸而过，白云随手可摘，瑟瑟的树枝摇晃不定，我想方设法固定好旗杆，让红白相间的测绘旗舒展在蓝天之下。插旗成功的那一刻我无比激动，一股豪情壮志油然而生，我知道这面测绘旗覆盖了它左右两边的大片山川、土地、河流，无可争辩地宣示了伟大祖国的神圣主权。透过望远镜俯视地面，对面距离大树不足30米的国民党残匪手里拿着的枪正指着我，他们身边的手榴弹和香蕉清晰可见，面对幽暗的枪口和狰狞的面目，我镇定自若，因为我身后有众多战友，有亿万人民，有强大的祖国！

最为神圣的经历是测绘毛主席的家乡。每当想起毛主席的家乡湘潭县的地理测绘图是我们一步步丈量得来的，是我们一格格勾画出来的，那种幸福感实在无法形容，也是别人无法体验的，我们曾经遭受的种种磨难不翼而飞了，沸腾的青春热血一下子涌遍全身。

20世纪70年代，原始的人工测绘被先进的航空测绘代替了，我也结束了终生难忘的测绘生涯，回到故土，改行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回首往事，将近耄耋之年的我无怨无悔，能为祖国建设效力我始终感到无上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