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房里有只旧保温瓶，铝制的外壳蒙着一层灰尘，鹅黄底子缀着细碎红花的漆面早已斑驳不堪，露出黯黯的金属本色；瓶塞因为年代久远，早已失去弹性。我时常盯着它沉思，有时还会轻轻抚摸瓶胆底部，因为那里有一道用胶布缠裹了的裂痕。那裂痕很像一把沉默的钥匙，能够随时开启我记忆的闸门，三十年前从运粮到大伦的求学路上的风声和雨声、路灯下父亲湿透的背影，始终历历在目。

20世纪90年代我在大伦中学读高三，寄宿在离家十几里的学校。虽然农村娃读书异常艰苦，但是我们对美好前途充满期许。那时物资匮乏又正在长身体，最难熬的就是饥饿。晚自习铃声一响，同学们便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宿舍，我总是在教室的廊檐下等候父亲。

无论农活儿多么磨人，无论扫帚扎得手指如何酸痛，父亲都会准时出现在运粮李家舍通向大伦中学的沙土路上。一辆组装的“永久”牌二八大杠自行车，零件“哐啷哐啷”作响，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能传出老远。我都是先听到这声音，然后才看见路的尽头有一个被沉沉夜色包裹着的佝偻着腰身奋力蹬车的身影。

父亲来了，从车前的铁丝车篮里取出保温瓶，递到我手里。瓶身总是温热的，他的双手布满老茧与裂口。“快吃了，还热着呢！”他说话总是很简单。我打开瓶盖，一股混合着香气与热气的白雾扑面而来：有时是一碗飘着零星肉末的菜粥，稠稠的，滑滑的；有时是几个滚烫的芝麻圆子，糯糯的，甜丝丝的；最好的是母亲偶尔做的鸡蛋面，里面卧着的两只煎鸡蛋是能香到人梦里去的美味。我靠着廊檐的墙根，在昏黄的灯光下狼吞虎咽。父亲站在一旁默默地看我吃，他不问我的功课，也不说鼓励的话，只是偶尔抬起粗糙的手背抹一抹额角的汗，或是整理一下被风吹乱的花白头发。他被日头晒成古铜色的脸上没有表情，只有一双眼睛闪着极柔和极满足的光，那光比头顶的灯光更让我觉得暖和。

等我吃完了，父亲接过空保温瓶，用衣袖擦擦外沿，只说了一句“我回了，你早点睡”，便又跨上那辆“哐啷”作响的自行车，然后消失在那条路上。手捧还有余温的保温瓶的我，望着他渐渐缩小、慢慢融入夜色的背影，便觉得没完没了地做题的漫漫长夜不那么难熬了。

我记得真切，那个深秋的夜晚与往常不同。风已经很有劲道了，蛮横地摇晃着窗外的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雨不算大，却极密，斜斜地织成一张冰冷而无边无际的网。我照旧在廊檐下等父亲。风把雨丝吹到我的脸上，凉飕飕的，那条路上一直没有响起熟悉的“哐啷”声。时间缓缓地过去了半小时，一个身影跌跌撞撞地进了校门。推着车子的父亲走得极艰难，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干爽的地方，雨水从头发上淌下来，流过脸颊，汇成细流后钻进领口。单薄的旧外套紧贴着他瘦削的身子，父亲更显单薄了。他脸上有些愧怍，哆嗦着乌青的嘴唇说：“路……路滑，我摔了一跤，瓶……瓶胆怕是破了……饭也洒了……”

我这才看见他右胳膊肘的衣裳有一个大口子，还有血痕，已经被雨水洇成淡淡的红。我的心头猛地一紧，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

父亲小心翼翼地拿出保温瓶，瓶身沾满泥水。他打开瓶盖，里面没有了往日的热气，只有亮晶晶的瓶胆碎片和些许残羹冷饭。

“我真是不中用了……”他喃喃地说，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令人心碎的沮丧。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连忙伸手扶住他冰凉而颤抖的臂膀。人们都说父爱如山，可是山沉默而遥远；我以为父爱更像脚下的泥土，承载着一切，孕育着一切，却被我们习以为常地踩踏着。

父亲还是推着那辆破车消失在风雨中。我捧着内胆破裂的保温瓶，呆呆地立在廊檐，许久不忍放下，瓶身的冰冷透过掌心传到我心里，这个没有夜餐的夜晚，我心里被前所未有的沉甸甸的情感填得满满的。

那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师范学院，四年后被一所高中录用，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最新式的保温饭盒。父亲接过时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了，就像士诚桥下水面的波纹。他摩挲着新饭盒念叨：“可惜了那个老瓶子，它跟了我好些年……”

父亲或许永远不知道，那个内胆破裂的保温瓶是他在雨夜给予我的无限温暖，他胳膊上刺目的殷红和“不中用了”的叹息让我对“感恩”有了初始而深切的领悟。

我早已当了父亲，不过夜深人静时还是时常会想：父亲当年顶风冒雨送来的并非夜餐，而是漫漫长夜里的一团火焰，是沉重现实中的一份信念，是一个农民用他最原始的方式为我撑起的一片晴空。

工作后几次搬家，我把好多东西丢了，唯有这个保温瓶不离不弃，因为瓶胆碎裂的是玻璃，存留的是温暖一生的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