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桐淦

先说辛酸。2003年初夏，母亲去世，办完丧事之后，小弟认真地问我，送母亲出殡的路上，从湖南村到姜堰20多里路，你为什么无声地泪流不止？我说，当时我眼前反复出现30多年前的难忘一幕。我的初高中阶段，是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初一时，同班的徐国珍等同学到湖南庄来看亲戚，出于常情，我想带他们到我家坐一坐，可就在我把徐国珍带回家前的一会儿，家中大门被贴上了大字报和封条，少年都有的羞耻心作怪，我在我们一行都走过我家门前之后才掉头说，我家就住在那边。就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一个夏日周末傍晚，我从田间劳动归来，赤着双脚扛着米袋准备返回七里以外的学校。那时在溱中，农村家贫的同学可以只付每斤大米3分钱的代伙费，菜由自己带咸菜将就对付。那天，家中窘得连一周需要的2角钱代伙费也拿不出来。我扛着米袋在家门口等母亲去借，从傍晚等到天黑透，我才在母亲晶莹泪光的送别下，踏上了返校的路程。

再说咸涩。初二的暑假中，我和袁瑞华领到了挖泥的任务。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把两船河泥挖完卸完来到食堂时，食堂早已开饭完毕，值班的史二爹在等着我们。史二爹极善良，说“只剩下小青菜汤和罗卜干了，你们吃完留下饭票就行”。那时的饭是用陶钵蒸的，半斤一钵。我和袁瑞华你一钵我一钵地吃将开来。那天中午一人究竟吃了几钵？四年前春节我们这届同学在袁瑞华家的聚会上，周华山、周益隆、张逸群、田存桂、王希汉、范武凤等见证了我们的一段对话。那天酒毕，其他同学每人碗里一两饭左右，袁瑞华手捧满满两碗饭走来，一碗他自己留下，一碗恭恭敬敬地送给了我。他说，还记得挖泥那天中午我们一共吃了多少饭吗？我说记得！他说多少？我说我们一道报数。于是，在大家的静场等待下，我们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同一个数字：一斤七两五！说完，两人都红了眼睛，笑出泪花。

当然，溱中留下的回味不仅仅是辛酸、咸涩和苦辣，也有思之如饴的甘甜。而且，那种逆境中尝到的甘甜对苦难人生来说，记忆的效应是成几何级数放大的。就象国画中的点染，本是一点浓墨，在宣纸上则可能洇染成灿烂的一片。譬如，一次帮教导处搬家，朱孝让老师告诉我，档案中记载，66届报考溱中初一的里下河地区18个乡镇考生中，我的总分名列第一。朱老师可能都不记得这件事了，而我至今看到各地各类高考中考状元报道时，都有点小人似的窃喜，我也曾经忝列其中。譬如，有朋友问起我的办报生涯时，我会毫不脸红地告诉他，源于溱潼中学的初一（1）班。衷心感谢张乃棣老师对我办报才能的最初发现，初高中阶段，教室后面的墙报、校园内的黑板报，我基本上是版面设计和责任主编。再譬如，2007年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公然向满室名校毕业身居高位的77级78级大学生们叫板，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与他们同场竞技，否则，说不定我会成为清华北大77级或78级校友。我说我的母校溱潼中学文革前的前十名毕业生，基本都保送清华北大复旦中国科大或被这些学校录取，我在溱中读书的9个学期，总分一直稳居第一，有时还遥遥领先。我是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从水利工地上被推荐进入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的，没能参加1977年底的群雄逐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者又成了不幸者。

周桐淦，溱潼中学校友。原《扬子晚报》副总编，一级作家。

（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