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俊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公粮以生产队为单位缴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按照小岗村18位村民的说法，“缴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于是送定购便应运而生。

我小的时候曾多次跟在父亲后面送定购。

送定购一年两次：一次是夏粮，主送小麦，大约在阳历6月头；一次是秋粮，主送水稻（杂交稻），大约在阳历10月初。

每年送定购的任务数在粮食成熟之前一个月下达，按亩产定比例，由生产队长（后来改为村干部）通知到户，如果这期间发生自然灾害就另行调整。我家的粮食定购本已经找不到了，据父母回忆，以1987年为例，我家种承包田1.8亩，其中夏粮定购任务不足300斤，秋粮定购任务是700多斤。

由于夏粮定购任务数不大，所以由父亲一人送就可以了。而秋粮往往由我帮送，这样可以减轻父亲的压力，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而且那时我已会骑自行车。

小组组长叮嘱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粮食送给国家。什么是最好的粮食？就是将成熟后收割的庄稼晒干，用瓢掀（音）在风中筛选，上扬的就是仔粒饱满的好粮。

奇怪的是，生产队长的话并不完全管用，我亲眼看见有人将下扬的不完全籽粒藏在袋底。

刚开始的时候，送定购的目的地是粮管所，由于距离远、路不平、交通工具简陋，送粮人吃了不少苦。就拿我来说——还是个半大人，力气有限；骑的是一辆四成新的扬州产五亭桥牌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其它都响”；负载过重，车技也不成熟……有一次，半路上链条断了，我硬着头皮将粮食推到粮管所。还有一次，我一愣神，居然将车骑进了路边的沟渠。一边是泼洒的金灿灿的稻谷，一边是我腿部划破皮后流出殷红的鲜血，我明显地感到，父亲更多的是心疼粮食。

到了粮管所，必须等待验粮。有时候来得不巧，车水马龙，得耐心排队等候。验粮员很神气，耳朵上夹满了不同牌子的香烟（因为不准当场抽），对着袋子一钎下去，将带出来的粮食放在手砻里磨，有时还放在嘴里用牙齿叩。合格不合格全凭验粮员一句话，合格的过秤结账，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不合格的找地方重晒，一副无辜倒楣的模样。

我家的粮食逢验必过，父亲是教师，验粮员曾说，教师不会造假，但是教师也不会递香烟，所以程序反而严格。

之后就是结账。送定购也是有钱拿的，只是价格比市场价低点（后来演变成粮食保护价）。钱往往是从农民手中经过而不进入农民的口袋，因为一边是粮管所的会计，发的是卖“皇粮”的钱；一边是村会计，收的是农业税（“国税”）的钱。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少有多余的卖粮钱带回家。仅有一次，出发前，为防止家里的秤不准，省得跑二趟，所以多装了一些，结果多了几十斤，当场卖了，口袋里因此有了一点钱，可是路过村部时还是被村里的放水员拦住，全缴了水电费。

那时的白米粮管所在白米大桥北向东不到二里处，大桥很陡，上下坡艰难，极为颠簸，我对送定购的印象极深，它是原因之一。还有就是，粮管所前面是老通扬运河和东姜黄河的交界处，我在送定购往返途中，曾亲眼目睹海水东来、江水北进、淮水西退，“三水”的由来源于此处……

我对送定购印家深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2001年我到杭家铺做支书，第一桩工作就是完成夏粮征购任务。

再后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政府加强服务，派人派车到村部收定购，送定购劳动强度显著降低，我也就退出了送定购的队伍。再接下来到了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粮食定购，农民可以按保护价卖给国家或按市场价卖给商贩，但不管卖给谁，卖粮的钱都一分不少地进入了农民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