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久

“你够曾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城乡居民挂在嘴边上的见面语，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逐步销声匿迹了，但是探究其产生、风行和消亡的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据老一辈讲，他们小时候也有人以“够曾吃”为见面语，不过大多是农村里的穷人。这些人整日为吃饱奔忙，缺粮断顿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日常所思所想、所说所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吃饭，久而久之“够曾吃”就成了挂在嘴上的见面语。

以前我们庄上有个年轻力壮的汉子，家庭负担重，终日辛劳也难得吃一顿饱饭。一年初夏，他独自在田里割小麦，家人考虑到他太过辛劳，就将刚掼下来的新元麦磨碎并煮了一锅粗粯儿饭，盛进头盆放到淘箩内，加上半碗臭酱油豆，一并送到地头。中年人接到淘箩后，拉了个小麦把子往上面一坐就狼吞虎咽起来。新粯儿饭被风一吹变得很硬，难以下咽，他从田边的小河中舀来一瓢凉水倒入碗中泡粯儿饭吃，不经意间就将一头盆粗粯儿饭吃得精光，并且心满意足地说：“今天终于弄了个饱肚子。”由此看来，当年人们以“够曾吃”作为见面语实在不足为奇。

听老人说，建国后的生产生活恢复时期以此话作为见面语的人也曾一度减少。可是后来实行大跃进和公社化，粮草一律计划供应，而且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计划一减再减，农民兄弟只好“粮不够，山芋胡萝卜来凑”，结果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了“青紫病”“浮肿病”大面积发作，危及了好多人的生命。谁有粮食谁就能保命，谁有得吃谁就能生存，这种情况下，“够曾吃”的见面语自然是要杀回马枪的。

据我爱人的同事讲，三年困难时期，他的一个邻居家里断炊了，人命危在旦夕，丈夫不得不拿自己的老婆跟人家换了三斤糁儿，各自求生。

我的二叔生前也曾指着他睡的两滴水杉木雕花大床说，这是困难时期我的叔祖父用七斤大米换来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用“够曾吃”做见面语是顺理成章的。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国家放宽了经济政策，农业和农村逐渐展现生机，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不料极左思潮猛然抬头，革命运动不断，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吃顿饱饭仍然是农民的第一祈求。吃大食堂期间，社员的口粮一律归集体支配，每人每天不足一斤原粮，加工成成品粮只有六七两。“粮不够，水来凑”，大家一天三顿都拎着粥桶儿涌进食堂凭票儿打几铜勺薄粥。

那时的生产队除了养几十头生猪，别无副业，自留地也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得一干二净，人们十天半月吃不上一回蔬菜，成年累月吃不到荤腥。食堂里的糁儿粥把人的肚子越灌越大。有一次，我们庄上的唐桂录到食堂里打了全家三口人吃的一小桶薄粥，打粥的王存万跟他开玩笑：“桂录，如果你把桶里的粥喝光了，我重新打一桶给你！”“此话当真？”“决不食言！”唐桂录把粥倒入大海碗，捧起来如同老牛饮水，眼睛没眨一下就喝了个精光。后来他干脆捧起粥桶“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喝得底朝天。唐桂录自此落得了“糁儿桶子”的诨名。

还有一次生产队请兽医来骟小猪儿，破例煮了纯米饭招待兽医。经过的人看着“金来凤”大米煮成的软绵绵、香喷喷、白花花的米饭，个个垂涎三尺，驻足不前的唐四奶奶快人快语：“如果有这么好的‘肉剥狗儿’米饭吃，打巴掌我都不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昨天的见面语“够曾吃”随之变成了“在哪儿发财”。但是今天我还想对年轻人说：当你一边剔牙缝一边打饱嗝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幸福难得，也千万不能忘了“酒囊饭袋”是个贬义词，因为只有这样，“够曾吃”的见面语才不会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