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窗户岂不就是房子的眼睛？眼因泪水而愈益精明，房子因窗户而更加亮堂。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小时候对窗子的认识是模糊的，只记得那是土墼墙上掏出的长约二十公分、宽约十五公分的洞，大敞着，足够我们伸出脑袋。只有在进入冬天的时候才在洞外钉上一块塑料布，这就是窗子了，但大多数人称它为“土囥儿”。小时候我弄不清叫“囥”的原因，后来渐渐理解了，因为“囥”里能容纳许多小的物件，像一盏“洋油”灯，几盒“洋火”，小孩子“跳房子”磨得光滑的瓦片儿，甚至是在路上顺带的一把蚕豆，所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可以一股脑儿地塞到那“囥儿”里。

我家“塌屁股”是两间茅草屋，两扇大门朝南。东边一间是堂屋，堂屋里除了吃饭，偶尔接待客人，还兼带着厨房的功能。西边的“斜披儿”是房间，“顶头码儿”搁着两张搁床。我常常和二姐争着睡在靠南边的床上，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和爸爸妈妈睡，还因为南边靠床的地方有一个“囥儿”，当一缕阳光融融地照在床上的时候，我知道开早工的妈妈就要回来了。

里下河河网交错，离家不到二十公尺就是一条五六十米宽的大河，潺潺湲湲的河水对两三岁的小孩子有多危险妈妈是清楚的，甚至是提心吊胆的，因此在妈妈顾及不到我们的时候，常常把我和二姐锁在家里。床旁边摆着一张书桌，我们可以趴在书桌上透过“囥儿”向外望。家里天井里种了月季和栀子花儿，月季除了冬天不开花，其他的时间都是花团锦簇，蓬蓬勃勃的；栀子花儿在春末夏初开得最旺盛。透过“囥儿”一年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可以闻到花儿的香味，欣赏月季的艳丽和栀子的素雅。除了这些，两只争食的母鸡，一只孤独的猫，一条流浪的狗都不会错过我们的眼睛，更不用说偶尔“铛铛铛”敲着铜锣的糖担儿了。

一九七六年妹妹出生了，大姐已经长成十四五岁的大姑娘，就是我和二姐也已有半人高了，两间草屋怎么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呢？父亲就在堂屋东边接了一间草屋，做了两个姐姐和我的房间。我最喜欢的是在南墙上开了一个真正的窗子，窗子是两扇门的，有六十公分高，宽也有五十公分，带“合扇”的，开关很方便。窗格子上镶着带花纹的玻璃，晴好的天气里我们可以把窗户打开，让阳光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再不是一缕一缕的。我们喜欢把窗格子上的六块方方正正的玻璃擦得亮锃锃的。放学后我们就坐在放到窗下的父亲为我们钉的小板儿桌子上做功课，父亲虽然不识字，但他总喜欢看我们写字。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我都是在这个小窗户下完成家庭作业的。

改革开放后的第六年，三间茅草屋终于推了重建了三间砖瓦结构的“小五架”。堂屋大门两边以及两个房间半人高的砖墙上墩着钢圆做的窗子，家里一下子亮堂起来，再不是以前茅草屋上开的小“囥儿”了。房子本来就矮，再加上巴掌大的“囥儿”，用母亲的话来说，即使是晴天也“就像进了黑洞”。

再后来，家里陆续翻了几次房子，房子是越盖越大，窗户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美观。冬天，耄耋之年的母亲常常躺在摇摇椅上晒着从高大的窗户里直射下来的太阳，一脸的温暖与慈祥。我们早像家雀儿一样有了自己的家，但每每回老家的时候，只要阳光不是那么的炙热，我还是喜欢坐在飘窗上，一本书，一杯茶，一首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