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参加了社保部门安排的退休人员免费体检。一个星期后检查报告出炉：“血糖偏高”。一个小小的糖字咋就这么磨人？小时候想吃糖却没有，现在有了糖又不能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资普遍短缺，农村更加匮乏，糖是我这样的小屁孩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那时我就盼望家里来亲到友，因为面目和善的亲友有时会从兜里摸出几块包纸糖给我。拿到糖块的我健步如飞地来到学校，因为嘴里吮吸着糖块，身边马上就会围满孩子，他们一个个盯着看我的嘴，我则毫不掩饰得意之情。

家人让我去商店打酱油或买盐，看到柜台上透明的玻璃瓶里装满五颜六色的包纸糖，我也要瞄几眼，还会暗地里把渗出的馋水咽下去。有一次爸爸给了一角五分钱让我去买盐，大籽盐一角四分一斤，我用剩下的一分钱买了一块糖，回来后爸爸也没有查问余下的一分钱的去向，看来他是有意奖赏我的。不过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如果给你一角钱去打酱油，五分钱一端子，一角钱两端子，就没门儿。

庄上也时常出现换糖的货郎。货郎肩挑两个篾筐，篾筐是装兑换麦芽糖和小商品的鸡鸭毛、破鞋袜和旧农具的。篾筐上面摆着玻璃方盒，里面有针线、鱼钩等小商品，最吸睛的就是旁边那块圆形的麦芽糖。货郎敲着小铜锣或者吹着笛子，逐条巷子游走。我们这些小屁孩都是麦芽糖的忠实粉丝，每每翻箱倒柜寻找可以换取麦芽糖的破烂。找来了破烂，货郎就把上厚下薄的铁刀按在麦芽糖上，挥动小锤子，在铁刀上“当当”地敲两下，这时麦芽糖就会应声裂开一条缝，随后再敲几下，条状的麦芽糖又变成了小块块。我们迫不及待把换到的麦芽糖塞进嘴巴，待到它由硬到软时使劲一咬，满嘴都是粘住牙糟、上腭和舌面的甜蜜。

父母总是不让我们把家里的破烂拿给换糖的货郎，说是给“糖疯子”可以换几倍的麦芽糖。所谓“糖疯子”一群就是只拿麦芽糖换破烂的货郎，他们不但用锣鼓渲染阵势，而且同样的破烂可以换到较多的麦芽糖。“糖疯子”船来船去，个把月两个月来一次，船一靠边就把糖担子挑上岸。“糖疯子”一行五六个人，有敲锣鼓的，有吹笛子的，有耍唱的。“糖疯子”一般都是中午抵达，因为这是社员放工、学生放学的时候，更能吸引到人。“糖疯子”在庄中心的十字巷口把锣鼓敲得震天响，那场面不亚于现在的歌舞晚会。“糖疯子”的锣鼓一响，大人赶紧捧来饭碗凑热潮，小孩子则忙着四处找破烂。有一次邻居四小拿来一双破球鞋，“糖疯子”的锣鼓随即停了下来，只听到“当当”两下，一块巴掌大的麦芽糖就递到他手上。就在四小不由分说地咬了一大口时，远处急步走来一个妇女，边跑边喊“我的球鞋呢”，她一只手到糖担子里拿起鞋子一只手拎住四小的耳朵，嘴里嚷嚷道：“你这个细麻脚小咋这么馋？我的鞋子补补还能穿！”说着就直奔家里而去，敲锣打鼓的我看你、你看他，一言不发。这时有个大爷说：“这是苦肉计。”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那时候糖是凭票供应的，农村人常常是有票券也没钱买。家里有了可以涨饼的馊粥，只舍得买一角钱一包的糖精，因为糖精比糖要甜好多倍。有一次我偷偷捏了几粒放到嘴里，竟然不是甜，而是苦，可能是我尝得太多了。糖精是从黑呼呼的煤炭里提炼出来的甜味剂，跟甘蔗、甜菜里面提取到的糖风马牛不相及，据说吃多了能中毒，大人涨饼时都是捏少量的糖精，用温水泡开后调和到面粉里。

当年人们对糖是十分渴望的，就连驱蛔虫的宝塔糖也不肯放过，如果有人到医疗室去拿宝塔糖，都是想方设法多要几颗，因此小孩子偷吃宝塔糖也是常有的事。

如今物质丰富了，食糖既多又不贵，而且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糖果、饼干、面包等基本上都带甜味，缺甜少糖的日子完全一去不复返了。我本想把小时候亏欠的糖好好补起来，偏偏又来了个“血糖偏高”，看来只能望糖却步了，但是儿时对糖的渴望和记忆是永远也抹不去的。（陈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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