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的家乡所属的张沐蛙庄粮库主任先后由许文桂、束凤华和曹正寒担任。曹主任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历经文教、土改、行政、供销、粮食多个部门的锻炼，在他的领导下，规模不大的蛙庄粮库在经营管理上一度成为泰县粮食系统的佼佼者。

曹主任中等身材，慈眉善眼，说话声音不大，走路慢条斯理，待人善良温和，工作沉稳利落。他身上还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痕。

我的父亲和二叔是为粮食供销等流通部门服务的“公社搬运站”的首批职工，他们和好多工人都把曹主任称为‘菩萨主任’。”

曹主任时常把职工的温饱冷暖放在心上。夏粮上市时，晒粮的砖场热浪滚滚，工人先是挑粮下垛摊晒，然后突击进仓，熏蒸防虫，个个忙得汗如雨下，身上满是盐霜。曹主任总是一大早就将桶装的“大麦乌儿”（炒焦的大麦粒）泡成的茶摆在阴凉处。午后粮食进仓时，他不但忙前忙后地指挥调度，而且将一支支棒冰送到职工手中。熏蒸、消毒、封仓的关键环节，他必定亲临现场查验和监督，直至封仓锁门才撤离。

“吃饱了干活”是三年困难时期干部职工的基本要求。粮库堆积如山的粮食都是国家计划，未经批准谁也无权动用一粒。曹主任深知搬运工人家中口粮不足，为了让大家吃饱肚子，他想尽办法：安排专人将粮食流转过程中散落的下脚收拢起来，串换品种后隔三岔五地给大家发两块豆腐；青黄不及时给工人供应几斤黄豆或花生饼脚子；三春头上给工人提供几袋烧火用的花生壳或棉籽壳。

三年困难时期，我的母亲每年春天都将曹主任领导的粮库安排给父亲的油脚子倒进宣盆，在中间掏一个塘儿，放到烈日下曝晒，待油渗出来后舀出食用。那时，我家好几个月的食油困难都是这样解决的。

父亲1963年春节前冒着风雪前往苏陈粮库挑麻油。夜里9点多钟返回粮库时，曹主任望着浑身湿透的他连连责备：“宝同啊，你咋这么‘迂’，雪大天黑路又滑，你不会明天早上挑过来？”父亲哆嗦着说：“谢谢主任信任体谅，你快把油称一下，我好回去换衣服。”曹主任连连挥手：“不用称了，你赶快回去！”第二天一早曹主任让人送来一袋烤火用的花生壳儿和一件打更用的棉大衣，并且安排我的父亲休息了一天。

粮库职工当中有个伤残军人，他的小男孩十分顽皮，时常干一些鸡鸣狗盗的恶作剧。一次小男孩将库房的大米装进衣袋带出时被抓，有人要扭送公社。曹主任立马拦下，他说要给孩子改过自新的机会，以免影响孩子前程。要求扭送的人愤愤不平之后不久，他的上初中的儿子晚上进入粮库用袜子灌米，抛出围墙时被逮个正着。曹主任一视同仁，坚持内部教育。这个家长自己连抽十几个嘴巴说：“生了这种剁嘴的东西叫我如何做人！”曹主任正色道：“小孩子不辨香臭，做父母的要多尽管教的责任。”后来这两个孩子一个参军入伍，一个招工入职，并且逐步成长为所在单位的中坚力量。

有一年新河大队到粮库晾晒花生，一天放工前，带队干部操起几把花生米装入裤袋，出门接受检查时穿帮了。工作人员随即取来绳索，准备将其绑起来送到公社接受处理。曹主任连忙用手一拨：“我来问清详情再作处置。”犯错者涨红着脸说：“病入膏肓的母亲就是早晚的人了，老人家想喝碗花生米儿酸粥，我急晕了头。今后无脸见人了，我想一死了之，只是古稀老母无人服侍。”说罢痛哭不已。曹主任连忙挥手让众人散去，随后又叮嘱大家不得外传。

“文革”期间，我父亲等人被安排到太宇钱家园收晒附近几个大队的花生。酷爱看书的父亲借得一本《十把穿金扇》后爱不释手，有人把状告到曹主任那儿。曹主任当即表示要查清情况并依实处理。紧接着他趁检查工作之机找到我父亲，说是也想看这本书，让我父亲借给他，父亲随即将书包起来交给了他。后来父亲几次找曹主任讨要，他先说“没看完”，后说“弄丢了”。直到有人因为看“黄色书籍”犯事时，父亲才如梦初醒，原来自己被人揭发阶级立场不稳，宣扬“封资修”曹主任为了保护他，这才演了这出查无实据的好戏。

父亲和二叔晚年时常讲：“我们能遇上曹主任这么好的‘菩萨干部’真是三生有幸。”而今斯人已去，但是他的风范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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