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43年，退休前是小学教师。我参加过斗龙港二期工程会战，在工地上遇到的五件事至今难忘。

周子生设两局考验我

周子生是泰县（现称姜堰）斗龙港二期工程大队白米中队的财供员。斗龙港一、二期工程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财供员是管钱管粮管煤的“大官”，由于这一岗位重要，上级规定要由国家干部担任。另外还有两个岗位——教导员和中队长也必须由国家干部担任。

1967年初冬，我以排长兼民工的身份参加斗龙港二期工程，此前担任白米公社金星大队团支书兼第三小队会计。我当时24岁，身高1.80米，年富力强，被大队支书彭永旺看中了，他指定我当白米中队南片连金星排排长，带领18名民工参加斗龙港会战。

我在斗龙港挑了7天河，肩头都被扁担压肿了，夜里疼得无法入睡。按计划工程要到1967年3月结束，这么长的时日怎么熬呢？正在发愁之际，营部要我赶过去报到。

我撂下担子，三步并作两步赶到营部，通信员领我走进一间办公室，他关上门，让我一个人等领导。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也没人来，因为闲得无聊，就在屋子里东张西望：这里虽然是临时搭建的房子，但结构牢固；临窗处摆着一张办公桌，中间的抽屉半开着；里面是一张床，枕头底下有几张纸币若隐若现。因为做过生产队会计，我感到非常奇怪，主人怎么这么粗心！

正当我局促不安时，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领导手捧茶杯走进来，他笑嘻嘻地说：“年轻人，你已经通过了考验，现在就是我的助手了！”这位领导就是财供员周子生，不关抽屉和枕头底下放钱都是设的局，他说财经岗位不能用不老实的人。

我随后离开工地来到营部，成为财供员的助手。我在这个岗位不光干得得心应手，而且没出一点差错，多次受到周子生的表扬。

孙炳灿藏匿自行车

孙炳灿何许人也？鼎鼎大名的孙社长。

孙社长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了革命，文化水平不高的他资格很老，他是斗龙港工程总队的二把手，兼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第二中队（白米中队）指导员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总辅导员。他说话直率，不转弯儿，经常擦枪走火，因此绰号“孙大炮”。

亲不亲，家乡人。孙社长也是金星大队的，他的儿子还是我的同学，我们彼此熟悉，有一种很自然的亲近感。

一天中午，孙社长神色紧张地找到我：“你赶紧骑我的自行车回金星，把这辆车放到我家里，然后乘车回来，假我已经替你请好了！”

我二话没说就跨上了孙社长的自行车，一路向南向西。

当时我们营部驻扎在大团大队（今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大团村），距离金星大队有三百来里。我一阵猛骑，内衣很快就湿透了，寒风一吹，外冷内热，异常难受。过了刘庄来到白驹，天色渐暗，雪花如鹅毛般飘落，大地很快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由于路况不熟，我重重地摔了一跤，躺在地上半个小时没能动弹。

三天后，我重新回到工地，从我手上接过自行车钥匙的孙社长拍拍我的肩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吩咐我快去吃饭。

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孙社长因为自行车得罪了人——那时自行车金贵，有人向他借，他不仅不肯借，而且说了“借老婆可以，借自行车不行”的昏话，对方发狠了，要砸他的车。孙社长这才安排我替他把自行车藏回老家。后来对方没有找到自行车，这才作罢。

林雨臣挑河泥吐血

林雨臣是南片的连长，也是脱产干部，本来不需挑河，他因为不会恶话善说而被西片马沟排的一群民工罚挑河泥，结果累得吐血住院，差点儿性命不保。

斗龙港工程要求高，任务重，有些土方工程挖得深（达到11-12米深）、爬得高（土堆高达10米）、挑得远（人工挑抬277米），有些是坚硬的岗土和沙礓土，有的是没膝的淤泥。民工相当辛苦，免不了有不良情绪。

一日，林雨臣穿着新皮鞋到工地检查，路过西片工地时随口说了一句：“这里的工程进展慢，影响了全营进度！”

此话触犯了众怒，民工七嘴八舌地骂开了，有的促狭鬼立刻把一副畚箕扔在他面前，逼他脱了新皮鞋下河挑泥。林雨臣乖乖就范，结果挑了不到十担就喷出一口鲜血，一头栽倒在工地上。

南片的民工闻讯赶过来跟西片民工论理，并抢过林雨臣将其送往盐城医院，他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有的领导说：“西片民工的行为属于革命行为，林雨臣出言不逊，得罪了革命群众，完全是咎由自取。”

林雨臣出院后，脚上总是穿一双茅草窝。

陈德湖没做成馒头

陈德湖是唐联大队（现称昌桥村）的，他的经历和我类似，开始也是排长兼民工，后来做了财供员的助手。

1967年春节来临，这年的春节也被“革命”掉了，国家规定不放假，要求全国人民过“革命化的春节”。考虑到民工已经离家三个月有余，经上级同意，团部出台文件：春节期间民工放假，干部留守值班。我和陈德湖虽然不拿干部工资，但是视同干部，也不放假。

白米营有十多名正式干部，放假后就开始筹备过年的物资，谁也没有想到，从腊月二十七开始，白米公社陆续派出民兵将正式干部带回去，这些民兵还带着枪，阵仗真有点吓人。被带回去的干部不但遭到了批斗，还要接受群众教育，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产”。万幸的是只有少数干部被罚跪罚站，对大部分人的批斗也只是走过场，并没有酿成惨案。节后这些干部又回到了工地。

干部走后，偌大的工地只留下我和陈德湖两个人，空荡荡的，一点过年的气氛都没有。陈德湖提议做馒头过年，他从附近的百姓家里找来酵头，和了面粉涨酵，缸口盖了被子，可是直到大年三十酵都没涨起来，原因是这里的水含碱量高。馒头没做成，我和陈德湖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脸苦笑。

我和陈德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没有馒头、水饺和鞭炮的春节，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后来当地的大队支书得知工地上有留守人员，就专门过来慰问，他带来的20个馒头虽然很黑，但是我们吃得很香。

夏某某捉拿贪污犯

夏某某新中国成立前是贫农组长，新中国成立后是社员代表，他和我一个生产队，既是邻居又有瓜瓜亲。在他眼里我是生产队的“高官”和“实权派”，属于被专政对象，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再教育。

1968年3月18日，斗龙港二期工程合龙，兴龙至兴盐界河全线贯通，白米营胜利完成任务，我随大部队回家。近半年来我只回过一次家，就是那次替孙社长送自行车。当我一脚踏进金星大队时，竟然被社员代表夏某某拦在路口，他将我带到大队办公室，劈头盖脸地问我卖旧报纸的钱哪里去了。猝不及防的我不知所云。支书彭永旺解释说：“春节之前社员就等着你回来交代问题，现在你说说吧！”

原以为完成河工任务会受到大队欢迎，怎么也想不到是这样的情形。我内心一酸，差点流下泪来，随即反问彭永旺：“新报纸都发给你们了，哪来的旧报纸？”

不管我如何解释，夏某某就是咬住不放，不让我回家，将我关了起来。此事传进孙社长的耳朵，他在电话里把彭永旺臭骂了一顿：“小钱是个老实孩子，工程队掉在地上的钱他都不捡，哪来的贪污犯？”

这个夏某某表面上是大公无私，其实是想公报私仇，当年搞人民公社，他在泡灰里藏粪，被我发现了，耿耿于怀的他伺机报复。这一次他以为抓住了把柄，谁知竹篮打水一场空，没动得了我一根汗毛。

经此一劫，我深知当干部不易，于是想办法转行当了小学代课教师，退休前还转了正。

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以上故事的主人翁大多数已经作古，我也过了耄耋之年，希望这些故事能对后人有所启发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