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老槐树开出淡紫色的花儿，我就会想起老支书。十年前他走的那天，细雨沾湿了飘落的槐花，也打湿了送葬的白幡。如今六角井井台上斑驳的青苔当中，仿佛还有他当年带领村民凿井改田的足迹。

老支书属牛，1937年生于斯土，大伙都唤他四爹。初次见他是1971年，那时我在公社工作，常去他们大队走访。四十来岁的他干瘦微驼，蓝布中山装洗得泛白。全大队几百户人家，哪家烟囱先冒烟，哪块垛田该撒种，他比自己的掌纹还清楚。有次我说他是“活账本”，他蹲下身捏碎一块沙土：“沙土虽贫瘠，但是人心齐了就能把穷根翻个底朝天。”

这话在平田整地的岁月成了铿锵的号角。彼时的村子“刮风沙土飘上天，下雨泥浆淌下河”，错落的垛田与纵横的沟塘割裂着土地，粮食亩产二三百斤，年终分配时，劳力多的人家得钱也很可怜。老支书在平田整地会上拍了桌子：“守着金饭碗要饭，咱丢不起这个人！”有人担忧人力不足，他使劲掐灭烟头：“大寨人能在石头缝里种出庄稼，咱还能输给几百个垛子？人心齐，泰山移！”

整整三年，老支书像一把插在工地的铁锹。胃病犯了，他就从口袋中取出两粒药放到嘴里；腰疼得直不起来，他便把当裤带的绳子紧一紧。于是新媳妇跟着队伍挑土，小伙子用独轮车运土，孩子们也到田头递水壶，这个村硬是靠铁锹、畚箕和独轮车将上千亩的“癞痢头”平整成良田，甚至还多出了400亩耕地。铲最后一锹土时，他站在崭新的田埂上一边咳嗽一边大笑，夕阳把他微驼的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面旗帜。

地整好了，老支书又把目光投向旱改水。没有水源咋办？凿井！东南角的两口六角井就是他带着青壮劳力夜以继日地凿出来的。水井凿成的那天，他趴在冰凉的井沿上看清洌的泉水映出的满是皱褶的老脸，浑浊的瞳孔突然放出比当年娶亲还亮的光来：“孩子们的碗里应该有香喷喷的白米饭了。”他用袖口抹了把脸。

为了滿足稻田灌溉，老支书带着社员把井水引到每一个田块。月光朗照时，他哼起老掉牙的号子：“嘿呦——平田整地改山河！”稻穗垂下头的时候，他蹲在田边轻轻抚摸，半晌才开口说话：“老辈说的‘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该改改了——人勤地不懒，心诚土生金。”那年第三和第四生产队靠这两口井种的100多亩水稻产量翻番，白米饭第一次香飘满村。

老支书的算盘里从来不是只有眼前的粮田。公社化时期大伙儿一门心思种稻麦，他却想着“五业开花”。一次从公社开会回来，他拍着副支书的肩膀说：“养猪、养蚕、养鱼，我们要让每个垛田都变成聚宝盆！”他跑遍全大队，帮各个生产队筹资金、建猪舍、选猪仔。有人劝他步子慢些，他连连摇头：“有党的领导，有大伙的力气，怕什么？好日子都是闯出来的！”两年光景，全村生猪存栏超千头，分红时社员手里的票子厚多了。

耕牛是老支书的“心头肉”。他亲自跟着有经验的社员去选牛崽，还蹲在牛棚里查看草料和牛粪。有人笑他不像支书像牛倌，他板起了脸：“耕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牛养好了能省一半力！”后来邻村来借牛，他胸脯一拍：“我们的牛壮实，随便挑！”

栽桑养蚕是他的得意之作。公社组织大家去浙江云龙参观之后，老支书抢先带着社员在空地上栽湖桑，后来干脆挤出粮田扩种，随后160多亩桑田绿浪翻滚，400多张蚕纸结出白花花的茧子。小孩子偷摘桑果，他不责骂，坐在桑树下给他们讲“嫘祖养蚕”的故事，末了还摘一把紫黑的桑果给孩子：“记住喽，桑果能换钱，蚕丝能致富。”那年社员人均收入多出3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老支书把柔肠都给了集体。办孵化场的那年冬天暖房突然停电，他带领职工把棉被、棉衣抱来盖住雏鸡箱，自己只好生火取暖。整整一夜，温度计都没离开他的手。晨光里他捧着幸存的鸡仔笑出了泪：“一只没冻死，真好！”他对自己很苛刻。平田时咳血染红了手巾，他说是“累着了，歇两天就好”；在兽医站熬夜导致头晕眼花，他说“老毛病，不要紧”。

2015年那个飘着细雨的夏日，老支书走了。送葬的人来了很多，外村也有人赶来吊唁。他的骨灰安葬在老家的柏树下，面朝他带领乡亲们平整出的千亩粮田。每到清明，都会有人在坟前摆上一碗白米饭、两碟家常菜。有的老人说：“四爹一辈子为大伙的饭食奔波，如今也该让他尝尝乡亲们做的热乎饭菜了。”

2023年暮春，风穿过槐树叶，沙沙声里仿佛混着铁锨撞击冻土的声音、耕牛哞哞叫唤的声音、蚕箔啃食桑叶的声音。千亩粮田泛着油绿，六角井的水依旧清洌，井台上露出的青砖就像给他留出的牌位。围坐在田埂上的村民望着远处的稻浪说：“虽然现在的日子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四爹当年带领大家喝薄粥、挑泥土的奋斗精神。”

槐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老支书留下的“人心齐，泰山移”的劲头早已长成田间茁壮的禾苗。